上周末奥运火炬传到了大连,作为一个大连银当然要留点东西在博里哈。
记得是1976年的初秋,暑假后开学没几天,学校挑选了三四十个“五好”学生去辽宁体育中心射击训练场。每十人一组,每人5发子弹,进行了一次25米卧姿小口径步枪射击。
在那之前我有过打半自动步枪的经历,因为每年的寒暑假军区都配合学校组织大院里的孩子参加“向阳院”活动,其中一项就是会组织中学生打一次靶。每天闻号起“舞”、闻号开饭、闻号入睡这是部队大院里孩子们的生活,小小年纪能摸到枪更是军人之后的特权。其实,当时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谁又能说军人的后代是不是比普通老百姓更多了分解放全人类的狂热。记忆里每次打靶我的成绩都不错,不过似乎没打过向阳院的第一名。
去辽宁体育中心射击场是我第一次更是今生唯一一次与竞技体育射击项目亲密接触,绿色胸环靶的直径不到10公分,最当中“10环”的白色靶心直径不足2公分,都没有啤酒瓶盖大,25米开外看上去只一个小白点。
5发子弹打下来,我打了48环,暂列第一,打进40环的不足10人。接下来又选了成绩最好的10个人进行第二轮。这回每人10发子弹,我打了95环,还是第一,遥遥领先不足90环的第二名。
事后才知道,此次打靶是辽宁射击队在挑选运动员。那次打靶一个多月以后,射击队派人来学校点名要我,我自己一厢情愿大言不惭地把这理解成“伯乐发现了千里马”。
射击队的要求被我班主任老师一口回绝了,理由是“我学习这么好的学生给你射击队不是白瞎了”。后来据说射击队的领导还找过我老娘,可惜在我老娘的思想里除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压根没有奥运精神,更没有射击也能为国争光的伟大理念,于是此话便无了下文。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不过即便是当时能对我民主我也不见得有那份主见,因为当时我们对体育的认知还只停留在“乒乓外交”上,起码我国的词典里尚查不到“奥林匹克”这样的词。
读大三时有过20天的军训,军训的内容就不用说了,现在连高中生都要过几天军营生活。20天的军训最后以打靶结束。
5发子弹的半自动步枪实弹射击,我打了49环,这几乎接近满分的成绩毋庸置疑位居全校第一。这个成绩让我无比骄傲得一塌糊涂,因为刚结束的“全民皆兵”时代造就了多少亿人民多少亿兵,77、78级的学生里鲜见我这样的从中学校门走出的学生,同学中复员军人、基干民兵比比皆是。
我的打靶成绩让时任我们班军训辅导员的小战士立马在他的战友面前长高了一大截,逢人便吹牛“我辅导的学生打了全校第一”。我对他的吹牛嗤之以鼻: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别看你穿了身军装,和我比射击你也得甘拜下风。
回想起来那竟是我最后一次摸枪。可是山不转水转,几年前在上海虹桥机场候机时竟与王义夫相邻而坐,人堆里的这位世界冠军远没有我“令人瞩目”,因为在我和他搭讪前根本没人认出他,倒是我和他交谈后引来了几个索要签名的人。
我和王义夫的所谓交谈其实就是我一个人在说,他间或有一半个的“哦”和“是”,想来以他名人的身份肯定经常会遇到“粉丝”,不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主动与其搭讪之人,他不会对我认出他来并和他说话感觉突兀,更不会看我做神经病,我对他的表现的感觉是木讷多于深沉。
我告诉他我差点儿进辽宁射击队和他成为同事,而且以我大他一岁的年龄,我和他该是同期的队友。我没说我能不能成为世界冠军,那种不怕风大煽了舌头的话咱哪能随便说。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那种眼神和木讷无关。无所谓啦,大不了当我是个大忽悠呗。
每每看电视转播的射击比赛,看运动员时有把煮熟的鸭子打飞的事情发生,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自己一把:假如当年我班主任老师舍得她眼里这个学习尖子、假如我老娘有让女儿为国争光的远见卓识、假如我真的进了辽宁射击队、假如我能入选国家队、假如我有这份代表国家参赛的荣耀、假如是我在比赛……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系列的假如后面当然不会有答案。
若把这一系列的假如当成是第一方程式的话,那第二方程式就是:假如我能成为射击世界冠军或是射击奥运冠军,那我今天是不是也该是这些火炬手之一呢?哈哈,两个没解的方程式。
有人曾形容细高身材的人似“北方的大葱”,对号入座我就是大葱了。还有句老话叫“个儿大不算数多穿二尺布,一样发棉花咱只能凑合条薄棉裤”,在伟大的毛时代我就只配穿薄棉裤了。
读大学时,全校女生身高过1.70的屈指可数,可是别说院篮球队、排球队不要我,连系队都不喜得要我,看着身高不足1米6的人居然能进院篮球队,啥感觉?那是相当伤自尊啊。
虽然运动中枢极不发达,今生无缘亲近体育运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凭我的人来疯性格,越是比赛越是人多越兴奋,我不会紧张更不会怯场,这是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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